魏征逝世，长安城为之震动，丧事虽办得简陋，但给朝堂民间带来的影响却深远，足足十来天后，长安城方才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李世民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久久无法自拔。
他对魏征的感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很不喜欢魏征这个人，贞观朝这十八年里，李世民不止一次对魏征动了杀心，因为魏征那张讨厌的嘴深深地束缚了皇权的肆意妄为，令李世民举手投足皆有顾忌，可是另一方面，李世民也知道魏征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一个真正的盛世里，绝不能少了魏征这类人，他的存在能令这个国家更稳固，少走许多弯路，一个只知道对帝王唯唯诺诺，而无人敢站出来勇敢反对帝王胡作非为的王朝，国祚是绝不可能太长久的，魏征就是满池春水里的那一条鲇鱼，讨厌，但不能没有。
如今魏征逝世，带给李世民的打击不小，李世民心中的悲痛难以自抑，魏征下葬好些天了，他的心情仍旧未能恢复过来，出现了消沉厌世之态，接连数日罢朝怠政，躲在后宫长吁短叹，甚至每日召方士入宫，与之讨论炼丹长生之道，服用的各种莫名的丹药也越来越频繁。
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急在心里，多次入宫觐见劝慰，终无功而返。
就在李世民消沉的这些日子，李泰抓住了机会，每日进宫向李世民问安，在李世民面前扮孝子，不厌其烦地汇报自己昨日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悟收获，若将之用于社稷会有何得失，顺便不嫌肉麻地勇敢表白我爱父皇，父皇好雄伟，作为你的儿子我感到好满足好舒服等等，场面肉麻得能让人吐出来。
就这样表白了三五日，估摸李世民都受不了李泰这股子肉麻劲儿了，终于从魏征逝世的悲痛中渐渐恢复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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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不再消沉，对朝臣而言当然是喜事。
国家的掌舵人不容许有太多的时间陷入私人的情绪里，因为治理国家需要绝对的冷静。
恢复了朝会后，大唐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开始继续缓缓转动起来，每日三省六部各种事宜各种问题，皆从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手中遴选出来，再呈送李世民汇总裁决。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一如既往的平静。
可是，“平静”这个词，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打破的。
毫无预兆，毫无理由的，尚书省收到了一份奏疏。
这份奏疏来自于一位监察御史，姓冯，名渡，是个不起眼的低品级的小官，不过“监察御史”这种官品级虽低，却很讨厌，他们的职责跟魏征一样，负责纠察皇帝皇子朝臣和国事国策，也就是说，看什么不顺眼他们都有权力上奏，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能揪着一年半载不放，说出的话往往还很难听。
这位名叫冯渡的御史上疏说了一件大家都没怎么在意，或者说大家不约而同不敢过问的事情，那就是皇子就藩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敏感，按大唐礼制，皇子无论嫡出还是庶出，成年后是必须要去藩地就任的，诸皇子在成年前便基本被封了一个具体的职务，比如李泰，除了“魏王”这个身份外，他还被封为相州都督，领相州，卫州，黎州等七州军事，只不过这些职务的前面还有一个前缀，那就是“遥领”，说白了就是挂个空衔。
其余诸皇子也是如此，比如吴王李恪，他领的是安州都督，晋王李治，领的是并州都督等等。
不管成年还是未成年的皇子，他们在王爷的身份之外基本都有某个具体的职务，区别在于，未成年的皇子是“遥领”，而成了年的皇子，则必须去地方赴任，不得停留京畿，当然，魏王李泰是个例外，因为身体肥胖等原因，李世民特旨允许他“不之官”，意思是一辈子留在长安，可以不用去地方上任。
然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地方州府显然比不上长安城的繁花似锦，皇子们都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娇贵人儿，自然不大愿意离开长安跑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地方过着淡得出鸟儿的无聊日子，于是纷纷找理由借口拖延耍赖，反正各种理由赖在长安城不走，其中耍赖皮经验最丰富的，莫过于吴王李恪。
不仅是李恪，其实大多数成年皇子都一样，想尽各种办法赖在长安城，能多拖一天就算一天，实在拖不过去，避无可避了，这才一脸凄凄惨惨地离开长安上路，在地方上待不到半年便一道奏疏送进长安，委委屈屈地告诉父皇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有毛病，李世民一心软，自然大笔一挥，允许回长安养病。
朝臣们见惯了皇子们的赖皮方式，刚开始还有魏征之流看不顺眼说几句，到后来根本就没人吱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藩的规矩差不多等于虚设，既然李世民都不计较，朝臣们自然也就不会再干这种两头吃力不讨好的事，说了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将所有的皇子都得罪了。
久而久之，这件事成了朝堂的一层窗户纸，大家心知肚明，却非常有默契的不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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